2011年3月—12月，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城市基本建设，对长沙东牌楼片区进行了考古发掘工作，该区域位于长沙古城中心区域，发现有明藩王府宫墙、宋代街坊、战国至隋唐时期城墙及护城河以及战国至明清各时期的古井群等大量重要遗迹，出土了一批珍贵文物，为研究长沙城市发展演变历史以及古代社会生活面貌提供了宝贵资料。

2010年11月，常德市文物局与桃源县文物管理所联合对桃源境内的崖墓群进行了全面调查，共发现崖墓群23处，崖墓159座。崖墓年代最早的为汉代，最晚为明代。

2010年9月-10月，澧县文物处对位于常德市澧县方石坪镇双泉居委会的一座塔墓进行抢救性清理发掘。从出土遗物看，塔墓为和尚瘗葬墓，有确切纪年。该墓的清理发掘不仅对单体器物具有断代意义，而且为地方明清史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

箭竿山位于省级文物保护单位龙窖山遗址的腹地，属临湘市羊楼司镇（原龙源乡）幸福村。通过考古调查，发现幸福村堆石遗存多达61处，而规模大、数量多、分布广且最具特征的堆石遗存主要分布在箭竿山范围内。这些新发现的堆石遗存，为全面认识龙窖山堆石遗存的文化面貌提供了新的资料。

岳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屈原区文物管理所经过对虎形山社区营田窑址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了一座残窑，出土了一批两宋时期的陶瓷器和窑具，为研究当时宋窑的形制和陶瓷器的烧造提供了重要资料，丰富了对湘北地区陶瓷烧造工艺的认识。尤其是窑内出土的各式精美的陶瓷器，为研究两宋时期湘北地区的陶瓷烧造工艺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实物材料。

通过对湖北武汉、湖南岳阳两地明代南京城砖窑址（群）的实地考察，结合以往的考察和研究，梳理出明初洪武年间朝廷因营造南京城墙而征派均工夫役的相关文献，首次提出当时湖广地区均工夫未曾赴京造城，而是就地设窑造砖；并通过首次发现的相关宗谱，对明初“总甲”、“甲首”、“小甲”建制设置的依据有新的探索，为明初南京城墙征役制、造砖、运输等课题深入研究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廊桥，别名屋桥、风雨桥，是在桥面上盖建廊屋而形成的特殊桥梁，有木拱、木平梁、石拱之分。其中木拱廊桥不仅是中国传统木构桥梁中技术含量最高的种类，而且是世界桥梁史上绝无仅有的一个品类，如今在我国能保存下来的为数极少，已被人们称为桥梁“活化石”，只有在闽、浙两省闽北、宁德、丽水、温州几个地市有发现，仅100多座。闽北是中国现存古廊桥较集中地区之一。据不完全统计，如今闽北境内仍完好保存有160多座风格各异的古廊桥，其中木拱廊桥16座（政和7座；建瓯4座；顺昌3座；延平区1座；武夷山1座）。作者用了两年时间对闽北现存古廊桥进行调查，形成了初步的调研报告。

古墓探查是靠辨认土质土色来确定古墓的所在位置。要掌握这门技术，必须对古墓封土、填土、生土、杂土、农耕土、近现代墓填土、遗址文化层土有较强的辨识能力；同时要掌握古墓探查的一些基本要领和方法；要特别做好古墓叠压打破关系的探查，它是分期断代的可靠的地层依据。文中在讲述怎样进行古墓探查时，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可供初学田野考古发掘技术工作的同志参考。

湖南省博物馆收藏汉代陶器较多，种类丰富，制作较精细，造型规整、实用。工艺讲究，或刻或画，或施彩或上釉，装饰相当美观。本文探讨了馆藏汉代陶器绘图的方法与步骤，并列举了多件典型器物的绘制方法。

麋子国的史迹，先秦文献或有记之，也是只言片语，难知其详。唐杜佑《通典》记靡子国在巴陵，其后不少方志均有相同记载。通过对岳阳新墙河流域大马城址及其相关东周遗存的考古调查与研究，笔者推测，麋子国被楚灭亡后迁徒江南，最后定居在今新墙河流域游港河一带的大马、筻口、龙湾地区。

2010年6月至8月，在配合长沙地铁2号线五一广场站东南侧地下水管改造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发现一埋藏有大量简牍的古井(窖)，随即上报长沙市文物部门，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立即对该古井(窖)进行考古发掘工作。古井(窖)出土文物以简牍为主，同时也出土了较多的漆木器和陶瓷器．简牍形制有大木简、木牍、封检、签牌等。从部分清洗简牍可捌步辨认有“永元”、“永初”等纪年，因此判断时代为东汉中期偏早。简牍内容涉及司法、经济等万面内容，因而推测这批简牍为东汉时期长沙官府文书档案。

2009年7-8月份，长沙市文物考古研究所配合天心区广场西路项目的基本建设，发掘清理了两座砖室墓。两座墓葬方向、形制大体相同，均为“凸字形”砖室墓，应有一定的族属关系。两座墓葬清理出土了青瓷器、滑石器、铁器等共计22件器物，其中鸡首壶、盘、三足砚、三足炉、托盏、滑石猪等器物组合具有东晋晚期至南朝初期特点。这两座墓葬的发掘，为研究长沙地区六朝时期的丧葬习俗提供了重要的研究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