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很多地方出现了名人故里争夺热，每每引起一些学术争议甚至文化隔阂，影响正常的学术文化探讨。作为一名文博工作者，实事求是，搜集历史文献资料，为地方文史研究做点铺垫，解读各自地方的名人故里文化，是学术进取精神的体现。笔者在进贤县历史名人故里研究中，进行了一些调查和资料整合工作，发现有相当多的名人史料可资宣传利用，但现有的挖掘研究工作却很不到位。本文现身说法，对名人故里争夺热提出一些冷思考，并选择进贤县历史名人故里调查的资料，谈点文化感受。能让文化资源与人共享，堪可欣慰。

西周春秋时期的楚国与江南铜矿

夔国为楚国所封，是楚嫡系。夔国文化属楚文化发展系统，即属早期楚民族文化的三峡类型。夔国文化以鼎、釜、鬲、鹿四种陶炊器为主要特点，它形成的时代在夔被楚灭亡的春秋中期前段。所以三峡地区春秋中期以前普遍存在的四种陶炊器共存的一种遗存应属于夔国文化，而庙坪周代第二期、第三期遗存非“夔国文化的考古学证据”。夔国文化是在三峡地区特殊的人文地理条件下形成和判断的。它是研究三峡地区商周文化和探溯楚文化之源的重要部分。

学术界关于湘西里耶秦简出土地里耶古城与附近魏家寨、大板村等古城(遗址)的关系一直没有合理的解释。本文通过对考古材料与历史文献记载的深入分析，指出里耶古城为楚秦汉初的迁陵县治，魏家寨古城为西汉中后期的迁陵县治，大板村遗址为东汉时代的迁陵县治，里外城村为三国西晋时期的迁陵县治，仓库堡遗址为唐代三亭县治。里耶盆地诸古城遗址历史身份的确认，有利于里耶历史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与利用。

徐夷自夏代就出现在历史的舞台上，至迟自西周建立国家政权并日益强大到足以和西周王室抗衡，在西周宗主国和其他诸侯国的长期打压和夹击下，春秋中晚期沦为大国争霸的牺牲品，并最终为吴国所灭亡。本文根据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对徐国的起源、发展壮大、灭亡及灭亡后的迁徒历史作了一个大致的梳理，以期对徐国历史有一个较全面的认识。

汉武帝在位54年中，其三公九卿大都有显赫的家庭背景：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汉武帝的后任．即昭、宣、元三朝的54年中，这一批世宦之家在历史舞台上彻底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出身贫寒的新兴官僚。他们基本都是从官僚系统底层开始其仕途，一步一步逐渐爬升到权利中心的。这些新兴官僚演化成新的统治阶层，其后代和门生们牢牢把持着西汉的中央政府，直到王莽篡位。伴随新的统治集团的形成，儒生官自也逐渐成为朝延的中坚力量。是什么导致西汉的统治集团在武昭之交时出现了这样一个断裂呢，本文指向了汉武帝末年的巫蛊之祸，并试图指出，巫蛊之祸实际上可以看做是西汉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围绕这次祸乱，整个统治集团开始重新洗牌。

本文通过分析李白的诗歌，从中归纳出一些深受荆楚文化影响的楚文化因子。李白在楚地生活期间接触了楚文化传统，如老庄的道家思想和屈原诗歌；除此以外，在诗人失意之时，又不自觉地用楚狂人的价值观念与之对抗。本文试图反映不同地域文化对于文化艺术的影响力。

“行歌坐月”用以指代侗族于“夜间的室内唱歌作乐”的相关习俗文化，来源于汉正典籍记载，它与侗语体系中的“甲寨”、“甲腊乜”、“俩腊乜”、“甲乌”、“瑞乜”、“吝乜”、“览”等具有大致相同的指代对象。具体到阳烂侗旅传统的“行歌坐月”主要指的是成长到一定年龄阶段特别是适婚的男性游走于大致相同年龄阶段的女性家进行“对歌抒情”的行为及其活动。本又选择一个侗族文化氛囿较浓的村落作为田野考察点，对其“行歌坐月”习俗进行动态的变迁研究，以期达到“以小见太”，更好地诠释社会、理解文化之目的。

三峡地区夏商时期遗存中粗糙、低劣的日用陶嚣与精美的礼仪用陶器构成了巨大的反差。生产工具也表现出一种退步景象。这种文化面貌上的巨大反差可能与其居民来源有关。从文化因素的分析来看，其统治居民显然是来自于成都平原的三星堆文化，而其主体居民的来源则甚令人疑惑，可能是大洪水过后从西南山区外迁的落后居民。

大革命时期的湖南农民运动是一场伟大的农村革命运动,其大方向始终都是正确的，中共湖南区委在领导这场前所未有、势如暴风骤雨的革命运动中，其大方向也始终是正确的，其功绩是非常卓著的，但是．由于这场革命来势之猛、规模之大是超乎寻常的，也由于经验的不足，区委对农运中某些问题的认识和处置是片面乃至错误的。幸运的是,毛泽东同志在考察湖南农运后，及时地指出了这些错误，中共湖南区委也立即纠正丁自己片面的、错误的认识和处置，制定了更加正确的指导方针，从而领导湖南程民运动向着更深入、更健康的阶段发展。本文通过叙述和分析，试为湖南农运研究提供一些新的视角和材料。

本文选取湘、桂、黔三省坡区域的侗族文化传承作为个案，对国家制度体系下的文化遗产保护中存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提出自己的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