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以讨论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近藏两件汉代动物纹铜壶和立体陶 兔，及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墓的T 形彩绘帛画两者之间的关联线索为主轴，结合相 关器物所反映的物质文化，简论三个问题：一是汉代思想观、层界、玉礼器和帛画 的礼仪功能关系；二是汉代的动物形象在青铜时代晚期之演变及其特殊地位；三是 其与周边文化——东南亚青铜器上动物图像之交会与影响。

马王堆汉墓著名的龙被描绘成有翼的怪兽。中国最早的龙形象出现在河 南濮阳的西水坡，年代为公元前4400 年，但是它没有翼。那么翼龙的形象何时在中国出现？据李零分析，中国的翼龙形象在春秋中晚期突然出现，时间为公元前6 世纪，并且受到了波斯、中亚和欧亚草原艺术的影响。然而这些艺术中出现的动物形象是狮、虎或鹿，而不是龙。公元前3 世纪战国晚期的子弹库出土的龙形象也没有翼。因此，马王堆汉墓出土的龙形象是中国最早且极为罕见的带翼的龙。这种形象又反过来从中国传播到了中亚及欧亚草原。带翼的狮子在中国牢牢扎根，但带翼的龙却未能在中国存在下去。

1972 年，震惊世界的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发现了2000 多年前的一大批 色彩鲜艳、装饰极其华美的丝织文物，它们的问世及留存，对于中国纺织文化历史的书写，具有跨时代的意义。马王堆汉墓是我国也是世界历史上首个留存千年以上丝织文物的墓葬，它的发掘一方面跨时代地填补了中国纺织史实证的空白，同时也彻底开启了纺织考古工作的格局，让纺织考古成为一个专业领域受到重视，并发展起来，马王堆汉墓是我国纺织考古被世界认识的开始，它为我们日后的工作奠定了非常坚实的基础，也为我们树立了明确的标杆。

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了数以百计的精美丝绸织物。其织纹，以及运用在这些织物上的如刺绣、染色、绘画、印花等诸多装饰，无不反映出汉代丝织品装饰技术之发达，体现出汉初丝绸织物装饰艺术已达到了一定的高度。

在马王堆一号汉墓包裹尸体的衣衾内，发现了三块“织纹较粗，经线有 粗细不匀”的麻布，密度为18×19 根/ 厘米2，其幅宽为45 厘米。45 厘米约合汉 尺一尺九寸五分，狭于二尺二寸。它们的幅宽稍小，或因其不是“粥（鬻）于市”的商品（也可能与年代久远而导致的形变有一定关系）。计算其幅面经线数，知为十升布。该墓还出土了30 余块“织纹较细”的麻布。其幅宽有两种：一种51 厘米，约合汉尺二尺二寸，与规制相符；另一种幅宽仅20 厘米左右，约合汉尺八寸七分，还不到二尺二寸的一半。为何会出现这种不合规制的现象，笔者在文章中对此问题进行研究，并提出自己的看法。

丝织品在马王堆一号汉墓中占有极其重要的位置，然而其使用的性 质却和早期高规格的墓葬不同。文本讨论商后期遗址藁城台西和安阳出土的丝绸 纺织工具骨柶与墓主人的社会地位和性别关系，论证在商代丝绸生产是国家统治 的重要部分，至安阳时期已由王室直接掌控。而大量丝织物在马王堆一号墓的出 现，标志着丝绸在西汉已允许非贵族使用，其生产不再标志王权。

随着社会文化事业的发展，博物馆正逐步走下神坛，融入百姓生活之中。树立品牌意识，经营管理自己的品牌是所有博物馆需要共同面对的课题，而用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图形概括传达出最能代表博物馆核心内涵的视觉识别系统将是这个课题的第一课。

瓷器是陶器的升华，但世界上只有中国陶器蜕化成为瓷器。陶器至瓷器 的华丽转身，不是简单地由此及彼的一条联接线，殊不知先人在瓷器发明之前，对陶器质地的改良做了许多艰辛探索，其中不少工艺是从其他手工业中借鉴而来，陶胎上髹漆便是其中一种。这些工艺多因效果不理想被摒弃，但正因有前人这些不断探索，才有瓷器的横空出世。从时间上看，漆陶虽然出现很早，但仅流行于西汉文景之治时，可能与当时倡导的节俭有关，之后逐渐消失。

当今博物馆展览内容越发丰富的新形势，赋予了展览陈列方式以更多选择和更高要求。如何更好地将展览效果和文物保护结合起来，我们在此次展览中做了一些试验和思考。

本文从博物馆新馆建设的实际需求出发，以展陈设计的视角，对形式总体设计、空间设计、多媒体及数字化设计、艺术品设计、场景设计、展柜设计、照明设计、平面设计、布展设计、教育互动设计等十个方面应该把握的要点进行了思考和论述。

以往中国美术史的研究多以画史画论为依据，未能脱出传统文史研究的范 畴。随着19 世纪晚期以来，西方的考古和文物活动影响中国，中国本土考古和文物活动的开展，国内外文物市场的兴盛，新式教育事业和博物馆机构的建设，逐渐使中国美术史研究具有今天所见的学科特征。20 世纪前期长沙楚墓的发掘和楚文物的大量出现，20 世纪后期长沙马王堆汉墓的发掘，为中国美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与之相关联的新式教育事业和博物馆机构为中国美术史的学科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本文通过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者在湖南省博物馆短期工作的感受，试图阐述长沙楚墓（包括属于楚文化范畴的马王堆西汉早期墓葬）对于中国美术史学科建设和学术研究的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