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2月长沙市博物馆征集了12件西汉时期的漆耳杯，系2009年7月湖南省长沙市侦破的“12·29”旷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件的被益文物，可能出土于长沙市岳麓区庙坡山西汉墓，其中4件有长篇铭文，4件有单字铭文，4件有烙印铭文。经整理和考证，耳杯上纪年应为西汉景帝的纪年．庙坡山汉墓墓主可能系刘姓长沙国的第一代王定王刘发或其王室成员。这批漆耳杯对研究西汉时期长沙国的漆器生产及其手工业的工官制度，以及长沙国的历史纪年、丧葬制度和历史地理等有着较为重要的价值。

2008-2009年长沙市谷山周边数作座汉代墓葬被盗，其应属于汉代长沙王王室成员墓葬，共追缴漆器151件，其中144件漆器上有铭文。铭文涉及纪年、产地、生产机构、收储机构、墓主、历史地理等，尤为重要的是产地分布于沅水、澧水、湘水流域数县(侯国或邪)。本文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对其展开分析。

“ ”字的释义研究，一直令学术界疑惑。就已发现的汉代漆器遣策和稍后出现在漆器上的工官铭文来看，“ 工”是“物勒工名”时经常出现的一项职名，在今天，其具体对应的职性含义依然得不到明确而可信的定位。而本文亦只是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漆膜干燥说”基础上，尝试从其他角度对各“工”的职性进行思考，主要从汉代元始年漆器工官款识行文方式的解读入手，对款识铭文中所涉职位的行文顺序进行分析，并将元始年漆器工官款识中的各“工”职位重要性进行比对，再将之与稍早的遣策书写方式作对应研究，从漆器制造工艺的角度提出一些个人见解，以期对“ ”字及“ 工”的释义和职性含义的研究作出补充。

长沙曹 墓出土的西汉“铺首衔环钮变形草叶纹铜镜”是现在可知唯一一件汉代铺首衔环钮青铜镜。但学术界对其认识不清，由于资料不全，各文献大多将其镜钮定为三弦钮，将其凹面圆点纹饰定为乳丁纹，这是有误的。本文根据对实物的仔细观摩以及墓葬资料的分析，对该镜的镜钮、纹饰予以重新界定，还对其在墓葬中的作用进行乐讨论，认为该镜并非实用器，而是一件明器镜。

变形四叶纹铜镜由连弧纹铜镜衍生而来，与连弧纹铜镜有很长一段并行期，但铸造和使用时间比连弧纹铜镜要长。湖南省博物馆藏变形四叶纹铜镜21件，大部分为采集品，其中部分铜镜不乏地域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如“长宜子孙”五铢钱八龙扁状变形四叶纹铜镜、“长宜子孙”羽人奔鹿怪兽扁状变形四叶纹铜镜皆为其他地方所未见，而佛像八凤瑞兽桃形变形四叶纹铜镜，存世数量极少，是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文化在镜中的反映，具有特殊的意蕴。本文通过对这批铜镜的分型分式，并依据本省和其他省份所出同类镜的墓葬与典型器物，以及传世的有纪年铭文的同型、同式镜和铜镜本身的形制、纹饰特征，论证了变形四叶纹铜镜起始于东汉中期前段，发展于东汉中期，盛行于东汉晚期，延续至三国东吴时期，衰落于两晋。井对变形四叶纹铜镜的源流及演变作了分析探讨。

本文对湖南省博物馆藏的湘阴隋大业六年墓、长沙威嘉湖唐墓、长沙黄土岭唐墓、湘阴城北桐子山唐墓等墓葬出土的生肖俑进行对比介绍，探讨生肖俑随葬的功用，以及生肖俑在湖南地区的出现及消失原因，提出了与以往不同的观点。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高度发展的时期，尤其是经过贞观之治．政治、经济、文化全面繁荣，社会和谐、安定，人们生活富足，各种文化艺术也呈现出蓬勃发展的势头,瓷塑艺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湘阴窑是南方著名的青瓷产地之一，雕塑瓷作为湘阴窑颇具特色的瓷业品种，在两晋南朝隋唐墓中多有发现，隋唐之际，其青瓷雕塑的制作工艺与审美艺术更加成熟，瓷塑产品体现出很高的艺术价值和文化内涵。重庆万州唐永徽五年墓出土的湘阴窑青瓷雕塑，无论是人物俑还是动物俑皆生动传神、是湘阴窑雕塑艺术发展的巅峰之作。本文拟以该墓出土的青瓷雕塑为例，浅析湘阴窑雕塑瓷的工艺特征及其社会意义。

吉州窑剪纸贴花装饰工艺是将民间剪纸用于瓷器装饰，是剪纸艺术与陶瓷装饰工艺相结合的一个典范，是一项前所未有的独创。我们认为，在宋代剪纸艺术普及、斗茶风行的社会环境中，吉州窑工匠创造性地把当时兴盛的剪纸移植到瓷器装饰，在茶艺漏影春法的启发下发明了剪纸贴花工艺。

本文拟对湖南省博物馆征集的宋代铜镜作系统介绍,并就铜镜的时代、潭州镜和铜镜的商品竞争的问题进行初步分析。

桃源县文物管理所收藏有历代金银器，本文择其要者予以介绍。

宋代的漆器铭文中出现了押字，它是唐代以来押缝书的发展。押字也叫花押，采用切割、变体等方法造成一个新的符号，成为产品的标志。它的构造原理和内涵意义与道教的秘文符字有着密切的关系。

本文对韩国漆研究所收藏的30余件中国漆器进行了详细的赏析，追述了中韩文化交流及中韩漆艺交流的历程，论述了韩国漆嚣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