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柱铜爵属爵类酒器的一种，主要在少数中下级贵族阶层中使用流通。这种器物最早出现于二里岗下层二期的郑州商城遗址或同时期的周边遗址，随着商文化的扩张和统治中心的变迁，传播至盘龙城、藁城台西、老牛坡、殷墟、大辛庄等周边地区，殷墟晚期消失。

高庙文化和汤家岗文化是湖南新石器时代以篦点纹作为主要装饰手段的 重要文化遗存。高庙文化以篦点纹组成凤鸟载日纹、獠牙兽面纹等图案；汤家岗文化以篦点纹组成各种几何图形；从凤鸟载日纹、獠牙兽面纹到几何组合图形，它们之间似存在着内在的必然联系；究其原因，是文化渗透与影响，还是文化的拓展与迁徙？本文认为，精美的篦点纹装饰图案，也并非单纯的“审美”，而是具有高于实用陶器的特殊社会功能；它们所蕴涵的文化内涵是原始宗教、礼仪或巫术与审美意识相交织而难于分割的意识形态统一体。

本文对湖南出土或疑似湖南出土的商代至春秋时期的提梁卣进行了微 观分析，将13件标本分成中原式与越式两大类，中原式卣在湖南流行的时间判断 为殷墟三期到西周早中期之际，越式卣流行时间判断在西周中晚期之际到春秋中 晚期。两大类之间有传承关系。 关键词：

本文由宜春市博物馆馆藏一件青铜铙启题，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 对其进行断代分析，并通过别具特色的圈点纹加以佐证。在分析圈点纹的过程 中，笔者提出这是百越文化中一个重要符号的论断，它的起源地就应在赣中地区 的吴城，为吴城人发明，传播至江苏、湖南等地。

湖南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存在着越文化墓葬和楚文化墓葬交替分布 的现象，在一些越楚器物共存的墓葬里，发掘者和研究者对越楚墓的判别标准认 识不一，对出土含有越文化因素或楚文化因素墓葬的认识存在偏颇。本文对越楚 墓葬和含有越楚文化因素墓葬的区分标准作了初步论述，提出了越楚墓的区分标 准主要是根据墓坑形制和墓内主要器物所占比例进行判断，即墓坑形制和占主导 地位的器物是区分墓主人族属的重要标志。对含有越文化或楚文化因素的墓葬， 应通过对墓坑形制和墓内器物进行综合分析后才能予以甄别。

本文对安徽蚌埠双墩1号墓出土的钟离君柏在其与徐人的战争中缴获的 两件兵器进行了介绍，并就有关问题进行了初步讨论。笔者认为由铭文可知，两 器的器主当系一人，即《礼记·檀弓下》所载之容居。双墩M1的年代，也据此可 以确定为春秋晚期前段。戈、戟铭文的“徐子”，可能是与徐王室有密切关系的 高级贵族，而非徐君。

上博四《柬大王泊旱》简14中有一形体作“ ”，整理者最早将其释为 “句”。后来有诸多学者对其进行改释。本文将该字形体与《古文四声韵》中所 收“句”、“呴”二字形体放在一起进行对比，证明此字确为“句”，于简文中 可读为“呴”，典籍中或作“嘘”，训为“叹息”。

《六德》一文立足于现实的人道之礼，详细解说了六位、六职、六德 的具体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并且清晰地阐述了处在六位中的人们各行其职、各表 其德对于社会稳定和政治和谐的重要作用，充分地体现出儒家政治思想中独具特 色的内圣外王之道。其中，政治的治理和运作以道德为根据和依托，而道德的形 成和自觉又以天道的超越和神圣作为终极关怀，从而形成了政治、道德与宗教之 间相互贯通、彼此寓居的“三位一体”式的关系。本文将政治、道德、宗教分别 视为“三位一体”中的现实极、人文极和超越极，并详细解读了三者各自的内涵 以及彼此之间相辅相成的关系，从中总结出儒家政治哲学中资源和负担的双重性 以及儒学“极高明而中庸”的宗教特性。

传世与出土的青铜兵器“武王”戈现已发现多件，关于对其国别有 楚、秦两说。本文论其为战国时期楚国兵器，并对其铭文第五字提出新释。

石泉先生根据诸多的古文献记载判定古沮漳河及战国以前的楚文化中 心位于今汉水支流的蛮河流域，并有很多学者从之。本文通过对今沮漳河和蛮河 本身的大小，楚文化遗存在两河流域分布的数量、质量、时代作了一个对比，同 时结合古文献的记载提出了相左的意见。此文为文章的上半部分。

目前发现的装饰有人物图像的先秦铜镜仅有五枚，其铸造年代均在战 国晚期。被称为“狩猎纹镜”的四枚，它们的纹饰形态与其他文物以及文献记载 上的狩猎场面不符，这些图像刻画的应当是古人驯化野兽以及人兽对峙的场景。 长沙出土的三龙人物纹铜镜人物形象怪诞、方位特殊，从一个侧面展现出古楚先 民浓厚的泛灵崇拜遗风。这些图像符号是古人敬畏自然、利用自然、征服自然的 真实写照。

在《铜镜纹饰研究中的思想史视角》中，笔者曾提到过铜镜断代问题中的 “模糊性”原则。意即从思想史的发展角度来说，几十年甚至上百年这样的时间单位 显得无足轻重。从断代的意义来上来，越模糊才能越准确。此次以手头发表与未发表 的资料中的特例——战国铭文铜镜与孤证——“西汉墓中出土的东汉铜镜”为材料， 对这两面特殊的铜镜进行分析，并对“模糊性原则”的适用范围进行较为精确的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