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合《魏书》和《吊比干碑》碑文的相关记载进行分析，《吊比干碑》碑文撰写时间在太和十八年十一月甲申，立碑时间应在陆琇担任司州大中正任上，不会晚于太和十九年分定姓族推行以后，更不会晚于太和二十年正月诏令改汉姓。《魏书•高祖纪下》记载太和十九年九月壬辰孝文帝专门派遣黄门郎以太牢祭比干墓，应是吊比干碑已经立好的缘故。《吊比干碑》应在太和十九年九月壬辰业已树立。

位于长沙河西岳麓山下岳麓书院的《麓山寺碑》，是唐代著名书法家李邕撰文并书。碑文叙述自晋泰始年间建寺至唐立碑时，麓山寺的沿革以及历代来此住持之名僧说法传经情况，并一一列举名僧及有关官员对该寺的贡献。辞章华丽，笔力雄健，刻艺精湛。因文、书、刻工艺兼美，故有“三绝碑”之称。书法雄健得势，可见其善运腕力，应为李邕生平之杰作，亦为不可多得之唐代名碑。

克孜尔以壁画知名，而佛像很少，存留至今的克孜尔佛像多以五六世纪为主，明显采取了笈多造像风格。以装饰性衣纹著称的笈多佛像，兴起于新德里东南的秣菟罗地区，然后向西北传播到中亚，产生了米巴扬等重要造像，再往前影响了新疆地区的佛像艺术。当是之时，僧侣往来于中印之间的路线，多取西线，出自域向西，经巴米扬折变向东途径犍陀罗故地，进入印度本土。这种交通路线与造像风格的传播之路是吻合的。然而，许多学者受到西方学者强调犍陀罗的影响，认为新疆佛像的风格特征多来自犍陀罗，事实上，以克孜尔等地为例的造像，明显与犍陀罗无关，由此引出了如何重新评价犍陀罗影响中国的重要问题。

本文从衡阳市博物馆数百件馆藏精品中遴选四方砚台加以赏析。其中有用汉代残瓦经元代雕琢、铭刻并留有明代王子朱权铭文、流传至今的瓦砚；有明代“文徵明”父子珍藏、铭文的抄手石砚；还有清代“朱彝尊”铭文和“南圆”铭文端砚，均呈梨形。前者砚背以石眼为主题浮雕一鹓，其羽翼环绕砚背四周；后者砚额浮雕蟾蜍戏水。均雕刻以动物为主的纹饰，留白处均刻铭文。这些古砚、古铭，对于研究、揣摩古砚大有裨益！

望城蚂蚁山M1是近年来长沙地区所发掘的最为重要的明代墓葬，墓主张妙寿系明初谷王朱橞之乳母。结合考古发掘资料与历史文献，笔者认为，中国封建社会历朝历代之宫中乳母, 其地位之高低均取决于服务对象的尊贵与否，不能概以“卑微”论之。皇帝之乳母是宫廷中继外戚、宦官之后不容忽视的又一种干政势力。藩王、公主之乳母则往往是其代言人，其地位和影响亦不可小视。墓中的佛道经书共藏现象或与谷王“谋逆”之事有关，与明初佛道合流之宗教大势并无必然联系。

本文从器物介绍、断代分析、纹饰探究、消费群体探析四个方面研究了湖南省博物馆馆藏的一件青花仕女图瓷盘，较为全面地阐释了其工艺特征和蕴含的历史文化信息。青花仕女图瓷盘是明清之际大家闺秀悠闲雅致生活的有力物证。

宋元之后，青铜器的发展虽失去商周之神韵，但依旧被刻上了时代的烙印，仍深受藏家喜爱。在今天“收藏热”日渐升温的情况下，境外青铜器不断回流，古玩收藏已由一种业余爱好逐渐转变为一项投资理财的庞大产业。而另一方面，受金钱的驱使，盗墓日渐猖獗，铜器造假、贩假明目张胆，古玩市场假货泛滥，使鉴定工作显得更加重要。本文欲以馆藏清代陶澍家祠铜器为着眼点，从形制、纹饰、铭文等方面，总结明清时期铜器的特征，以期为仿古青铜器的辨识提供参考与借鉴。

本文对《〈髹饰录〉解说》援引《髹饰录》及古代文献加以校勘，得119条，以冀后世准确认识漆器工艺经典名著《髹饰录》。

本文两则札记是作者读《墨子间诂》的新得，所见均基于平日研读楚简与楚文字的体会。第一则提出《修身》篇所谓“设壮”可能就是《荀子•大略》所谓的“设衣”，即日常穿着的衣服。“设壮日盛”即日常衣着日益华丽；同时指出“设壮”句前的“愿欲日逾”的“逾”不当读为“偷”，而应读如本字，意思为甚，更加。第二则指出《所染》篇所谓“雒陶”与上博六《天子建州》篇的“洛尹”有关，并对《天子建州》中与“洛尹”有关的几句简文略作疏通。

《湖南省博物馆馆藏近现代名人手札》影印件一套五本，属于《湖湘文库》入选书目，将于2012年3月以前由岳麓书社出版发行。本文从研究近代政治、思想、军事、经济、文化与教育、名人生平与思想、名人手迹鉴赏与书法艺术等多个方面，宏观论述了该书重要的文史价值。

颜体书法以其独特的审美魅力，赢得了后人的喜爱。民国书法家谭延闿一生精研颜书，尤其勤习《麻姑仙坛记》，以颜体楷书誉满天下。长沙市博物馆馆藏谭氏临摹《麻姑仙坛记》为第一百零五通，此作品雍容挺拔，筋骨雄强，结构严谨，深得颜书精髓。谭延闿作为国民党的元老人物，从政之余，临池不倦，为中国近代书法开创了一种刚柔并济、恢宏大气的艺术风格，成为千古颜体又一新的高峰，在中国书法史上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页。

以宋元两大“专业”画竹名家文同、李衎为例，从文献、实物两方面出发，梳理其站上艺术巅峰的内在因由，即二者所共同怀抱的专业精神和生活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