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有《傅律》，荆州市区纪南镇松柏村M1出土木牍已公布免老簿、新傅簿、罢癃簿、归义簿、复事算簿、见(现)卒簿、置吏卒簿，应是上计文书的抄件，为进一步了解《傅律》、《徭律》的实施提供了新材料，对理解当时的法律制度十分有益。

长沙东牌楼东汉简可见“津史”称谓，整理者以为“‘津史’，史籍未见”，应为“专掌修治津梁道路”的“郡、县列曹属吏”。其说不确。《通典》卷四○说到“诸仓关津史”，我们还应注意到东汉史籍有“津吏”，而“史”“吏”二字往往通假。“津史”、“津吏”之职能似与“关吏”同，主要是检查、控制出入经过津渡的人员，而并非负责“津”的交通建设，至少不是“专掌修治津梁道路”。

走马楼吴简所见“叛士”系指有叛逃图谋或行为而被吴国官府掌控的士卒。叛逃之前，他们隶属“士伍”籍，“叛士”是官府对其户籍身份的重新界定.其家属则无论叛逃与否，亦被列入“叛士”籍。“叛士”及其家属缴纳“限米”，表明其身份已非国家正户。至于“叛士”以黄龙年间居多，则可能与当时的“武陵蛮”叛乱有关。

本文从六个方面归纳了2006-2008年长沙走马搂吴简研究情况：其一，赋税方面，涉及吴简“调”、孙吴屯田制度、《嘉禾吏民田家莂》、“关邸阁”、户品等问题。其二，户籍万面，涉及“丁中老小”、称谓、“丘”和“里”、“刑”字等热点。其三，从文书，语言文字角度进行的研究。其四，日本学者对走马楼吴简的研究。其五，《长沙走马楼三国吴简·竹简(肆)》研究。其六、关简科技保护研究。

吴简民族问题研究才刚刚起步，因此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论述有限，部分论述也是以其他形式带出民族问题的探讨。本文通过发掘是吴简中涉及少数民族问题的名词，以及军事、历史地理、民族流动与迁徒等问题，论述了是吴简在完善和推进少数民族史学研究地域化、拓展民族学研究、为孙吴政权民族政策的地域性研究提供实证材料等方面的价值与意义。

长沙简牍博物馆所藏走马楼吴简中出现了许多孙吴县级政区地名，这些地名中有些是典籍中常见的汉代县名，有些是汉代故县更名，有些是孙吴新置县名，还有个别则是史书记载晋代以后才开始设置的县名。本文主要选取“吴昌”、“永新”、“刘阳”、“建宁”、“湘西”、“新阳”、“广兴”等部分县名作简略考证，以供研究三国历史的学者们参考。

2008年底至2009年初，长沙发生“12·29”古墓葬被盗系列案，其中处于岳麓区及望城县交界范围内的11座被盗古墓被确认为西汉长沙国王室威员或贵族墓葬。案件破获后，公安部门向文物部门移交了一大批珍贵的文物，移交文物依质地可分为漆木器、金器、铜器、玉器、琉璃器、水晶嚣、琥珀器、陶器及滑石器等。该批文物大部分应为长沙国王室成员墓葬中出土，这对于研究西汉长沙国王陵区的分布及历史有重要价值。

2009年2月长沙市博物馆征集了12件西汉时期的漆耳杯，系2009年7月湖南省长沙市侦破的“12·29”旷古墓葬被盗掘系列案件的被益文物，可能出土于长沙市岳麓区庙坡山西汉墓，其中4件有长篇铭文，4件有单字铭文，4件有烙印铭文。经整理和考证，耳杯上纪年应为西汉景帝的纪年．庙坡山汉墓墓主可能系刘姓长沙国的第一代王定王刘发或其王室成员。这批漆耳杯对研究西汉时期长沙国的漆器生产及其手工业的工官制度，以及长沙国的历史纪年、丧葬制度和历史地理等有着较为重要的价值。

2008-2009年长沙市谷山周边数作座汉代墓葬被盗，其应属于汉代长沙王王室成员墓葬，共追缴漆器151件，其中144件漆器上有铭文。铭文涉及纪年、产地、生产机构、收储机构、墓主、历史地理等，尤为重要的是产地分布于沅水、澧水、湘水流域数县(侯国或邪)。本文结合历史文献与考古资料对其展开分析。

“ ”字的释义研究，一直令学术界疑惑。就已发现的汉代漆器遣策和稍后出现在漆器上的工官铭文来看，“ 工”是“物勒工名”时经常出现的一项职名，在今天，其具体对应的职性含义依然得不到明确而可信的定位。而本文亦只是在学术界已有的研究成果，特别是“漆膜干燥说”基础上，尝试从其他角度对各“工”的职性进行思考，主要从汉代元始年漆器工官款识行文方式的解读入手，对款识铭文中所涉职位的行文顺序进行分析，并将元始年漆器工官款识中的各“工”职位重要性进行比对，再将之与稍早的遣策书写方式作对应研究，从漆器制造工艺的角度提出一些个人见解，以期对“ ”字及“ 工”的释义和职性含义的研究作出补充。

长沙曹 墓出土的西汉“铺首衔环钮变形草叶纹铜镜”是现在可知唯一一件汉代铺首衔环钮青铜镜。但学术界对其认识不清，由于资料不全，各文献大多将其镜钮定为三弦钮，将其凹面圆点纹饰定为乳丁纹，这是有误的。本文根据对实物的仔细观摩以及墓葬资料的分析，对该镜的镜钮、纹饰予以重新界定，还对其在墓葬中的作用进行乐讨论，认为该镜并非实用器，而是一件明器镜。

变形四叶纹铜镜由连弧纹铜镜衍生而来，与连弧纹铜镜有很长一段并行期，但铸造和使用时间比连弧纹铜镜要长。湖南省博物馆藏变形四叶纹铜镜21件，大部分为采集品，其中部分铜镜不乏地域特色和鲜明的时代特色，如“长宜子孙”五铢钱八龙扁状变形四叶纹铜镜、“长宜子孙”羽人奔鹿怪兽扁状变形四叶纹铜镜皆为其他地方所未见，而佛像八凤瑞兽桃形变形四叶纹铜镜，存世数量极少，是自东汉佛教传入中国以来，佛文化在镜中的反映，具有特殊的意蕴。本文通过对这批铜镜的分型分式，并依据本省和其他省份所出同类镜的墓葬与典型器物，以及传世的有纪年铭文的同型、同式镜和铜镜本身的形制、纹饰特征，论证了变形四叶纹铜镜起始于东汉中期前段，发展于东汉中期，盛行于东汉晚期，延续至三国东吴时期，衰落于两晋。井对变形四叶纹铜镜的源流及演变作了分析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