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丹阳在秭归，今存史籍中最早见于东晋后期袁山松的《宜都记》，后经《水经注》大力提倡和渲染，取代技江说成为近一千多年的流行说法，若细加辨别，该说存在一系列难以解释的矛盾，如秭归一带地形复杂，既缺乏楚丹阳在此的建都条件，亦缺乏楚人在此活动的历史背景，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进展和研究的深入，秭归说最终被学术界所否定，这或许体现了历史发展的辨证法。

从传说的帝舜时代一直到春秋时期，在今湖南境内，一直都流传着“苍梧”、“洞庭”之类的地名。到战国时代，楚国开拓疆土．占领了湖南地区，增置了苍梧、洞庭两郡。秦朝统一六国．沿袭了苍梧、洞庭两郡的设置，后秦二世即位，改苍梧郡为长沙郡．汉兴以后，又改洞庭为武陵郡。西汉时代，从吴氏长沙国到刘氏长沙国，以长沙郡和武陵郡的变迁为基础．长沙国的疆域范围经历了由大到小不断萎缩的过程。汉武帝以后，长沙国定型，成一郡十三县之规模，沿袭至东汉时代无所变更。

上海博物馆入藏了—批战国时期的楚国竹简，经过整理，已陆续刊行，题名为《楚竹书》。竹简内容十分丰富，是研究中国古代思想与文化的新资料。例如《中弓》中有关于“德行”的论述，《耇老》中论及心性与治国安民的关系。其他如《相邦之道》、《昭王为室》等，也都从不同角度阐述了当时流行的政治思想。

上博楚简《凡物流形》整理者编联的竹简存在问题，应予修改。笔者通过对《凡物流形》内部文意加以梳理，并与《老子》等传世文献进行对比，可以确认，简21和简13A相联、简14和简16相联是正确的。

本文对三件魏韩兵器作了新的考证，全文由三部分组成：其一．纠正了学者对涑县戈的时代等问题的误说，对战国中期魏兵器阑侧有缺、穿在阑上的断代特点作了说明；其二，在考察了战国时期首垣的归属变化之后．说明“八年首垣令戈”应为魏安 王时兵器：其三，对韩兵器“十年汝阳令戈”中“汝阳”在今河南商水的意见进行驳议并讨论其地望。

本文对鑐鼎的“ 鑐”字予以考释，由此对当前楚系鼎制研究中的问题加以评述。

本文通过考古发掘的实物和战国秦汉的文献记载．论述了长袖舞玉佩发生、发展和消亡的历史过程。春秋战国时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思想大解放，社会大变革，出现了反映新生活的长袖舞玉佩。现存最早的长袖舞玉佩是战国晚期的：它们神态端庄．衣服华美，精雕细刻，但数量较少。汉代是长袖舞的极盛时期，上自皇帝、王侯，下至百姓，都爱跳长袖舞；在贵族阶层中，佩戴长袖舞玉佩成为了一种时尚。与战国不同，汉代长袖舞玉佩重点表现舞蹈的动态，强调舞女的韵律和气势，翘袖折腰，洋溢着青春活力的大气度。这与汉帝国作为世界强国有很大关系．汉代以后，国家分裂，经济衰落，红红火火的长袖舞时代终成过去。长袖舞玉佩也就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

虎座鸟架悬鼓，是战国时期楚国特有的一种打击乐器，也是当时楚国贵族显示其身份的一个重要标志。它由双虎座、双鸟架和悬鼓组成，大多还同出一对漆木鼓槌，极少数还有长方形的木板座。虎座鸟架悬鼓的造型装饰艺术特点，主要有复杂多变、丰富多彩、高大雄伟、神奇美观；而且两者有机地统一为一个整体。不同地点出土的虎座鸟架悬鼓有一定的差别，并可大致分为三个地区：中心地区、邻近地区和边远地区。虎座鸟架悬鼓是我国周代的一种悬鼓，曾历经鸟架悬鼓、板座鸟架悬鼓和虎座鸟架悬鼓等三个发展阶段而逐步完善，使其更加实用美观。

从20世纪3o年代长沙楚墓发现漆器算起，至今已在湖南省20多个县市发现了楚墓所出漆器,其中见诸公开报道的就有300余座楚墓，累计出土漆器2000多件，对楚墓所出漆器进行分区探讨已成为可能。目前湖南楚墓所出漆器因发掘数量较多、品类齐全、有些品类时代序列清楚，使其成为整个春秋战国时期漆工艺发展史上重要研究内容。因此，本文将利用现有考古资料，对湖南地区楚墓所出漆器进行全面梳理，在对楚漆器进行分区与分期的基础上，对各区漆器的特点、区域内漆器所反映的文化特征进行探讨，以求正于大家。

笔者通过对漆樽、漆盒上铭文及其刻画工艺等方面的考证，提出了湖南出土两件刻铭漆器是战国时期楚人的制品，其铭文是在秦人的压迫下楚人被迫伪造的。虽然目前这仅是一种推测性的看法，但基本上解决了两件漆器本身所反映出的多个问题。

徐州黑头山西汉墓出土印章8方，包括墓主私印及官印。本文结合文献资料，从印文、质地、形制等方面探讨了这些印章的功用与性质，其中有墓主的官印，有被用作口 的玉印，还有特制的用于丧葬的“硷印”。同时对与印文内容相关的官秩和地望进行了分析，探讨了汉初楚国的“内官体系”以及王国内属县封邑等问题。这批印章的出土对于研究西汉诸侯国官制、丧葬制度等问题提供了新的资料。

荆州印台、松柏、谢家桥汉墓出土简牍,涉厦汉史研究若干问题。其中谢家桥墓出土《告地书》中所谓的“复无所与”，应系墓主生前高龄，固得享受国家政策优待；印台墓出土“令丙九”涉及地方晋京物品输送传递的法令；松柏墓出土户口牍“死”字的考订与“死越”的解读，或可反映武帝初年汉与南越间的微妙关系。